摘要：从审美的无利害性到“物我相忘”的境界体现出中国古代先贤人格的大美，人格个性的自由解放和多元化对于艺术精神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这个以“玄学”为思想基础的时代，晋人的美空绝前后，晋人的艺术精神更是后来者标榜的精神楷模，我们在“妙悟”前贤的经典中或许能得到心灵中的解放。本文以古典传统美学思想出发探析晋人艺术精神之美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玄学;艺术精神;境界;体道
一、魏晋玄学和晋人的美
魏晋时期玄学的诞生和审美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政治混乱、人性、思想解放的时代，继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人的觉醒艺术自觉的时代，“这个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个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①这也正是汉代崇儒的思想禁锢后的大解放，首先是从人的意识形态去觉醒的，也就是晋人所显现出来的人格精神之美，这对后来的隋唐乃至以后时代的发展在艺术生命精神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回归到思想体位我们不得不提到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大致分为两派，以王弼为首的“贵无”;向秀、郭象为首的“崇有”。
简而言之“重无”和“贵有”的玄学思想，前者注重客观精神，并把精神看做为“道”，重传神，后者注重主观精神的超越，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
玄学的基本哲学立场是用道家思想去改造儒家，这种改造更多的是一种灵活的补充，儒家的思想统治地位虽是顺应统治者中央集权的主观意志，回归到社会思想本位，必然会存在其片面性，如魏晋时代的社会结构解体、政治混乱、门阀之间的征战层出不穷，儒教下的思想统治不再满足于士人，玄学讲求个人感情，注重思辨能力，崇尚自由，提倡天人合一的生命情怀，注重人格的发展，肯定自然人性。
玄学注重“体道”审美模式，强调自身的主观与客观的精神意志，这种审美模式了摆脱了以往政治和伦理的束缚成为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审美不再过多的受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的需要所影响，打破以往的伦理纲常的儒教审美模式，个人审美自觉的真正到来，这种“体道”式的审美表现出个人和自然之间“天人合一”的精神趣味，顾恺之笔下人物的“传神写照”，正是“体道”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达更是一种生命气质，表现一个宇宙生命，绝非对物象形体的写照。
魏晋玄学造就了晋人主观审美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格美。《世说新语》第九篇品藻载：“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郗鉴?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复问郗，郗曰：周比臣，有国士门风。”②从晋明帝和周伯仁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品人所推重的就是人格的的气质和风度，即是人格的内美，晋人笔下的曹操的美就更多是气度之美，人物品藻正是晋人人格之美的具体表现，而且这种时代审美风气是重气度的。
二、“澄怀观道”和“物我两忘”艺术精神之美
南朝宋时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③“含道映物”是把圣人与自然之“道”相互参照，宗炳用一种圣人的精神来照亮自然，洞悉自然之法则，用用圣人之道和自然之道相互融合，以道映道，这如同道家所推崇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是高境界的道，“澄怀味象”则是主体去除利害目的的审美趣味，达不到圣人的境界，贤者可以“澄怀”，可以去“体道”，“澄怀”是贤者审美的前提。
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中国的传统艺术讲求“品味”，这个“品味”也是审美的结果，可见一个人的审美高低和“澄怀”有着直接关系，人“为物所累”必然不会得到身心的自由，何谈”澄怀”，更谈不上“品味”。宗炳所说的“贤者澄怀味象”;其实也并非定指贤者的审美和品位;这里是理解和欣赏中国艺术之美的基本条件，也就是“澄怀观道”的艺术审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