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35年内，世界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将从9%上升到16%.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的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比工业化国家的快得多（世界银行1994）。在中国，大于60岁的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从1990年的9%上升到2030年的22%（世界银行1997）。根据我们的预测，中国的老人赡养率（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至64岁人口之比）将从1999年的11%上升到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人口的老龄化给世界各国的养老金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或多或少地对其养老金体系进行了改革。
养老金体系可根据以下3个准则区分：如何计算养老保险金福利水平（以收定支或以支定收）以及是否由政府担保；如何筹资，积累式的还是非积累式的；由谁来管理，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大多数正式的养老金体系是由公共部门管理，采取以一定公式计算的以支定收方式，并在现收现付基础上以工资税支付。这意味着今天的工人的缴费被用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目前，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一体系会带来许多问题，如不断上升的工资税率、因激励机制问题引起的逃税和提早退休、公共资源的错误配置、长期储蓄的减少、不合理的代际转移（通常高收入者的寿命会更长），以及在人口老龄化情况下隐性债务和资金缺口的增加。
为解决这些问题，一些机构建议（世界银行，1994），并且许多国家也已经在向多支柱体系的方向过渡。这些体系包括：
●强制性、以税收支付的、由政府管理的支柱，其目的在于再分配和共同保险；
●强制性、完全基金积累式的.、以收定支和私营管理的支柱（个人帐户），其目的在于储蓄；
●为希望晚年生活更有保障的人们设计的、自愿的、通过个人储蓄和商业保险而完全基金积累的支柱。
对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支持主要来自三个理论方面的论据，虽然相关的实证证据非常有限。第一，多支柱养老金体系能够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提高储蓄水平，这将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刺激经济增长（James 1999）。例如，高的工资税会导致工人和雇主从正规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从而使生产率水平降低。虽然对于养老金改革是否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提高，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有很多证据表明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Schmidt—Hebbel 1998，Vittas and Iglesias 1992，Vittas 1995a，1995b.）。
支持多支柱体系的第二个论据在于它能够提高养老金体系在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因而可以对老年人提供更好的长期保护。而且，多支柱体系可以起到再分配的作用，特别是提高代际间的平等（James，1999）。原则上，所有人在其老年都应能获得高于贫困线水平的最小收入，而所有的劳动者在其老年都应能获得与其工作年限和贡献相适应的替代收入。而现收现付体制不能够保障对老年人的保护，还可能导致由穷人向富人的收入转移（富人通常寿命更长）。在一些国家，过于慷慨的退休福利水平给下一代带来沉重的负担，导致不公平的代际再分配。
在实践中，各国是如何改革其养老金体系的呢？Schwarz and Demirgue Kunt（1999）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世界各国养老金改革的分类法。根据他们的分类，约82个国家已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21个国家进行了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在主要的改革国家中，10个国家正向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过渡（拉美模式），3个经合发展组织国家正采纳雇主出资的以收定支体系，3个国家（拉托维亚、波兰和瑞典）正在使用名义性的以收定支的体系。有个别发展中国家正向相反的方向，即从以收定支－公积金体系转向现收现付－以支定收的体系，如印尼、尼日利亚。
基于不同的起始条件和社会政治环境，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养老金改革之路。不同改革方式的优劣利弊已在Schwarz and Demirguc Kunt（1999）和James（1999）给予详细讨论。影响改革方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养老金隐性债务（IPD）。一些国家（如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等国）正是由于有很高的养老金隐性债务，迫使它们采用名义性以收定支的体系（Disney，1999）。各国已采用不同方式为转轨成本和隐性债务筹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