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原则上要求所有用人单位都必须和员工签订一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劳动实践中，许多单位仍然大量使用所谓的“临时工”。主要原因是某些单位为了“逃避”缴纳各项保险，承担某些责任和费用，往往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无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个人与用人单位存在有事实劳动关系即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后，我国的劳动法律中已不再使用“临时工”这个词。
《劳动合同法》中也只规定有全日制工和非全日制工，并且《劳动合同法》在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时，没有以临时工和正式工来加以划分和规范，而是规定双方都应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以此来规范双方的劳动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 条第1 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而事实劳动关系也是《工伤保险条例》所认可的。即临时工与企业的职工一样，符合法定情形的，均应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因此，用人单位为节省成本，采用“临时工”的形式用工，不缴纳社保费用，其实是很不明智的。工作期间不出问题还好，万一发生工伤事故，就只能由用人单位来赔偿了。
1、用人单位在实际用工之时，要严格执行劳动法的规定，在一个月内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要以“临时工”的形式用工。
2、如果企业使用“临时工”将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不但承担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法律风险，而且，如果“临时工”在工作中受伤，那么会被按照工伤处理，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赔偿。
3、如果没有为“临时工”上工伤保险，那么用人单位将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我国《劳动合同法》并没有临时工的概念，按照该法规定，用人单位应该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不是临时工，不签合同就是非法用工，临时工一词反复被误用。
临时工等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上各种经济成份的不断涌现，公司、企业或单位用工制度、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司、企业或者单位内不仅存在一些有固定劳动关系的工作人员，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诸如临时工、实习生、兼职人员等。同时，这些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盗窃、侵吞、骗取本单位财物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对其如何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产生不同的分歧意见。不仅涉及到法律的适用、对行为人能否罚当其罪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甚至错案的问题。在此，笔者结合一起案件作一剖析，以求教于同仁。
案情简介：犯罪嫌疑人张某系某铁冶合金公司聘用的临时工。其工作是在公司有货物通过铁路外运时负责该货物的押运任务，将货物安全的运输到目的地。2003年3月间，犯罪嫌疑人张某利用其负责押运本公司“硅锰合金”之便，从车上掀盗押运物资“硅锰合金”，价值人民币10415元。对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行为如何认定，在主体认定上首先发生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张某是职务侵占罪的适格主体，理由是张某虽然在形式上是某铁冶合金公司聘用的临时工，但其受单位指派承担公司货物外运的押车工作，在实质上履行着与公司员工相同的职责，应当认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一种意见认为，职务侵占罪是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在编或者在册职工，张某仅是某铁冶合金公司聘用的临时押车人员，在本公司货物外运时履行看管劳务，不是职务侵占罪的适格主体。
对张某主体身份的争议，实际上涉及的是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诸如临时工、实习生、兼职人员等在侵占本单位财物时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的问题。那么，临时工、实习生、兼职人员等人员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呢?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妨先作如下分析：
首先，从职务侵占罪的来源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侵占行为规定为犯罪，如英国、法国、日本等都规定了侵占罪。我国台湾地区也规定了侵占罪，并且规定得相当完善，如他们把侵占罪分为普通侵占罪、公务、公益及业务上之侵占罪、侵占脱离持有物罪三类。我国在制定第一部刑法时，22稿、23稿还规定了一条侵占公司财物罪。修订中考虑到，国家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公私财物的，要按贪罪论处，剩下的其他侵占公私财物，数量一般比较有限，可以不作犯罪处理，故1979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刑法》中，只规定了贪罪，而没有规定职务侵占罪。并把贪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新型经济成份的不断增加，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将贪罪的主体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补充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979年刑法的不足，但也因此大大淡化了原来刑法规定贪罪所体现的“从严治吏”的精神。而且“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缺乏明确性造成司法适用上的混乱。尤其是随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三资企业、联营企业、承包和租赁企业、私营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出现导致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从业人员身份日渐错综复杂，使得贪罪的主体认定更加困难，刑法不能使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平等保护，也使宪法的精神不能彻底贯彻始终。因此，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第十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在这里,《决定》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公司的监事、董事、职工或其他企业的职工利用职务或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企业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规定为公司、企业人员侵占罪。据此，一般认为，公司、企业人员侵占罪的主体特征是公司的监事、董事、职工或其他企业的职工。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职工应作扩大解释，是指除了董事、监事之外的一切从事公务或劳务的包括经理、财务、人事等管理人员;公司的党、团、群众自治组织人员等在内的所有在编公司职员和工人。这是有关职务侵占罪最早的法律规定。1997年《刑法》修订时，吸收了《决定》内容,将职务侵占罪作为一个单独的新罪名纳入其中。修订后的《刑法》在第271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从该规定看，现行刑法在《决定》规定的基础上，对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由单一的“公司”变为“公司、企业或者单位”，成员由“董事、监事或者职工”扩展为“人员”。因此，职务侵占罪就其立法由来看，是从贪罪中分离出来的;主体从缩小范围规定到扩大适用范围的演变。将职务侵占罪的主体理解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在册或在编职工，是不符合立法原意的。《刑法》中关于职务侵占罪的规定并没有对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作出划分，也未将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大量的诸如临时工、实习生、兼职人员等排除在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之外。
其次，从“临时工”等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来看。“临时工”是形成于《劳动法》颁布实施之前、相对于企业固定工的一个概念，是指受企业、单位聘用从事临时性或专门性岗位劳动工作的人员。《劳动法》正式颁布实施后，原劳动部办公厅专门以复函的形式对“临时工”这一历史用工概念及其“临时工”在《劳动法》实施后的劳动法律地位作出了解释，1996年10月9日，原劳动部办公厅在《对<关于临时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第一条明确：“《劳动法》实施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因此，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已经不复存在，用人单位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可以在劳动期限上有所区别”，随后，在同年11月7日《对<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第一条“关于还保留‘临时工’的提法问题”中进一步阐明，“《劳动法》实施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力是平等的。因此，过去意义上的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上已经不复存在，用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使其享有有关的福利待遇，但在劳动期限上可以有所区别。”上述复函清楚表明，“临时工”属于劳动关系的主体，是劳动者，“临时工”和其他类型劳动者相比，区别仅在于劳动关系存续的期限长短不同，在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方面和其他劳动者是完全平等的。原劳动部《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上劳动，适用劳动法”。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临时工等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成员，换言之，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中包含了诸如临时工、实习生、兼职人员等。因此，判断某人是否为公司、企业或者单位人员，不能以是否在册或在编为标准，关键在于该人是否与公司、企业或者单位形成了劳动法律关系。这里的劳动关系，既包括劳动合同关系，也包括事实劳动关系。如果有劳动法律关系，则应认定其为公司、企业或者单位人员;否则，就不能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