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争斗不单是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由此，今古文经的斗争一直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以今古文经为点，展开一幅汉代经学历史，从中探求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一、今古文经之间的异同
儒家经典的传播因秦朝的焚书坑儒等措施和秦朝末年的战乱而出现了断裂层、这就导致汉代的儒学经典出现两种传本、一种是由经师依靠记忆、背诵，口耳相传下来的，用当时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来的文本，称为今文经;一种是由地下或孔壁挖出来的和民间所献的，用不易辨识的籀文、六国文字等先秦古文字抄写的经书传本，称为古文经。在此基础上，今文经学侧重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经常借题发挥;而古文经则常通过文字训释、名物考证等手段来阐明文本的含义。今文经出现时间早，汉初传授者多是前代遗老，因而得以立官学，古文经相较多出现得晚，再加上古字不好辨识认读，因而在当时的流传范围和影响都较小。
二、今古文经的发展演变
学者一般认为，从西汉末到东汉末，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进行了四次较大的争论，第一次发生在西汉后期，另三次则都发生在东汉，直到东汉末今古文经合流，这种争论方才告终。在四次斗争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得到了各自发展，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
大体而言，在西汉哀帝之前，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之学盛行;说经重在经文义理的阐发，其中略带阐述己意，有空而不实的特征;今文经学注重通经致用，将学经与治世相沟通，而不纯专为学术而研究经学、在今古文经的争斗中，今文经出现与以往不同的改变:章句逐渐由繁而向简转变，由近于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史实和名物训话方向发展，由通经致用的功利性向着学术味较浓的条例化方向发展。简而言之，在治经方式和治经风格等方面今文经学都明显表现出向古文经学靠拢的倾向、这是今文经学在与古文经学争斗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东汉末期今古文经能够合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今古文经与汉代政治
经学无论是今文经或是古文经都是以为政治服务为最终目标，尤其是今古文经之争和二者地位的`此消彼长，都表明了经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
(一)今古文经自身的学术旨趣与统治者倡导的时代主流
学术的发展与政治的导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君主喜好决定着政治的走向。比如，东汉建立者光武帝“善谶”，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及显宗(汉明帝)、肃宗(汉章帝)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言”。说明谶纬在东汉时代掌握了学术的“话语霸权”。光武帝虽有提拔《谷梁传》的意愿，但《谷梁传》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不晓图谶”恰恰反映出古文经学者独立不依的学术操守和学术品格，这也正是古文经学备受人尊敬的地方。对于政治的依附，虽然能够使学术获得发展和辉煌的机遇，结果是俗儒趋于功利的追捧，他们目光所及是仕进的希望和由此而获得的拜官封侯香车肥马，今文经学的发展现状就是古文经学无法逃脱的宿命，这或许就是“桓谭、卫宏并共毁訾”废古文经于学官而欲使其保持自由发展的不可为人所道的原因、
(二)今文经的通经致用
今文经学与谶纬相结合，揉进阴阳五行、神话传说、方术迷信等内容，长时间在汉代占据官方学术地位，并逐渐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今文经家为了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顺应谶纬的变化，作出体面而又合乎时宜的反应，便用谶纬之说来解释儒家经典、
今文经学“通经致用”不仅表现在理论上为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服务，在实践中经义往往也是断定是非的有效标准，对国家政治的指导作用日益增强。今文经学者认为无论什么大道理都出自于经书，他们五经经义的阐释，因阐释者不同以及阐释者时代不同，可以对经作应时之需、应势之需的解释。汉代政治尤其是东汉政治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带有了一层神秘色彩，现实政治也走向神秘的怪圈。如: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经》当谏书等。而王莽为了在后来的改制之事上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继承者，便以今文经学作为思想基础，他“利用着当时的学术潮流，利用着当时的民间迷信，以欺骗汉家的孤儿寡妇，并欲以一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这种便利是西汉经今文学派赐给他的”。经与谶纬结合相当密切，但决不可认为今文经学“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存者”，而古文经学只是“斥纬书为诬妄”。
(三)古文经中的作伪
刘昕作为第一个为古文经学摇旗呐喊的人，在主张古文经学的同时却也利用谶纬为王莽的代汉提供依据、他重新整理了古史系统，为了迎合“五德终始”说，在《左传》文公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以不经意的方式故意插入三段叙述夏代豢龙氏刘累为陶唐氏(尧)之后的文字，篡改了帝系，杜撰了少皞帝，欺骗了人们近两千年。
古文经学在两汉之际，尤其是在王莽执政期间地位有所上升，体现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必然是与政治相联系的、史载: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这也是东汉之初，古文经学日渐成熟并且大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古文经对政治文化有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今文经学中阴阳灾异演变为截纬迷信，通过制造符瑞灾异形成社会舆论，为种种互相争斗而夺权的势力所利用;另一方面古文经为当政者有意篡改，妄图从古文经中寻找依据以正其名，维护其政权的正统性。
由上所述可见，从西汉至东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间的斗争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形成的内在互动，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这种转移，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学术发展的正常轨道。今文经学与谶纬相结合，披上了神秘的色彩，今文经家为了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为了应时之需、应势之需，不惜以牺牲学术个性为代价，使得解经方式愈加繁琐，反而造成了今文经的衰落。如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神学化”的改造与东汉公羊学对光武帝“好谶纬”的紧密呼应、当政者篡改古文经以妄图寻找依据，维护其政权，使古文经学在东汉之际地位逐渐提高，可见它的兴起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有着一种实用主义精神，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以实用、功利为主，学术上或多或少的也带有这种特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学术而学术”也只是一种完美的幻想，因为纵观中国千百年的历史，能否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纯学术”呢?学术与政治永远都是紧密相连的，政治要通过学术的方法去粉饰，学术的发展要得到政治的支持;而它们之间又是对立的，正如徐复观所言:“学术对社会国家直接负责，是通过教而不是通过政，教是在自由中进行，而政治则总带有强制性、”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学术与政治间找到适合的心灵空间，把握度，真正的学术才会在这个空间里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