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建筑的侯明杰已经毕业六年，也在北京“漂”了六年，去年国庆节和妻子结了婚，今年国庆节回到衡水老家。和母亲单独相处时，母亲拉着他的手说：“你是咱家的独苗，传宗接代的事全得靠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孙子呀?”侯明杰看着妈妈已经发白的鬓角，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很想对妈妈诉诉苦，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用爽朗的声音说：“妈，你放心吧，等我做出一番事业了，一定给您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侯明杰也曾不止一次跟妻子说：“我何尝不想要个孩子呢，可考虑咱们现在的情况，还是先等等吧。”2009年，刚刚毕业的侯明杰来到了北京，以前他也曾来过这里，可现在完全是不同的心情。拉着行李箱，站在北京站前的广场上，尽管还不知道晚上住在哪里，可是他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
最开始，他在通州区一家工业地产公司工作，2010年，他们公司上马了一个数码城项目，启动之初，号称是集孵化、研发、贸易、物流、商务、会展培训于一体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那些日子，每天晚上加班到九、十点钟是家常便饭。侯明杰对此习以为常，他跟朋友说：“这样挺好，每次从郎家园乘930路回到燕郊的出租屋中，都不用排队，诺大的公交车上只有几个人，真像是我的专车。”
侯明杰从小就是好学生，做什么事都争强好胜。优异的表现，让侯明杰在公司中逐渐崭露头角。公司还计划在通州区建设一栋住宅项目，表现优异的员工将有可能分到一套房子。为此，他和同事们比加班、比业绩，他最长的记录是连续加了一个月班，受到公司点名表扬。在那段日子里，侯明杰觉得自己的梦想仿佛触手可及。
2013年底，侯明杰就职公司的大股东，美国的一家投资公司突然撤资，正在进行着的数码城项目被迫暂停，巨大的.投入一去不还，而且因为工程停工，每天都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公司的发展一下子陷入了绝境。侯明杰当机立断，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这件事情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侯明杰的住房梦泡汤了。
现在回想起来，侯明杰依然非常懊恼：“2010年燕郊的房价只有五六千元，因为公司计划建设住宅，我一直没有买房。可是2014年、2015年燕郊的房价越长越高，错过了最好的买房时机。”住在出租房中，妻子虽然从来没有抱怨过，可是两个人对于人生的规划却有着巨大的分歧，岳父岳母三番五次打来电话，老家的事业单位用人考试快开始了，希望他们能尽快回去，也能稳定下来。可是侯明杰还是想留在北京，尽管这一切的代价是漂泊。
“围城”般的所在
张辉是应届毕业生，学法律的他在前半年毅然投身省市县三级公务员考试中，考取了家乡———邯郸市南部某县检察院一个职务。
“我在校期间成绩不错，也先后在几个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实习过。我觉得就像一些夸张的说法，‘现在社会上律师比打官司的还多’，当律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混出个名堂，而且在父母眼中，公务员是‘铁饭碗’，而且考回县里，生活压力小，活得不会太累。”他说。
张辉很争气，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二，综合成绩第一的排名成功跻身公务员行列。7月份大学毕业后在家宅了一个多月，就到单位报到了。
宅着的这一个多月时间，张辉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大学同学都在忙工作，有时候刚说几句话就被回‘我这有活儿了，回聊’;小学同学呢，很多都在外打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在家那一个月就连玩游戏都组不起队来。偶尔刷刷微博、翻翻朋友圈，大家上传的照片都是工作场景，发的文字内容也都与工作有关，相比之下，感觉自己活得很颓废。当时我就想着赶紧报到，快点上班，在岗位上好好施展自己的才能。”张辉说。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张辉正式到单位报到了。
“跟我预想的忙碌、被重用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每天上班就是读读书、看看报，好像提前进入了退休状态。”张辉很无奈，甚至在微博里发出感慨，“别人的生命都是那么丰富多彩，我却只能偏安一隅羡慕着别人的生活，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流失。”
但在一些朋友看来，张辉却是“无病呻吟”，甚至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他的大学同学吴洋现在石家庄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用他的话说“每天累得像条狗”，却只能领着微薄的薪水，但丝毫不能松懈，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业。“我当时也考了公务员，但没考上，所以现在只能留在这个单位，等着下一轮的国考、省考，或者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能有出头之日。”他说。
“公务员制度就像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却削尖了脑袋想要钻进来。可现在真让我辞去公务员职务，出去寻找自己想要的未来，却已经没有了勇气。”张辉叹了口气。
90后农民工的求职
李阳又要换工作了。
李阳今年24岁，但论资历，已经是七八年的电焊工了。“怪我小时候不听话，上初中的时候跟人打架被学校开除，后来也没上高中。”李阳有些不好意思。家里人怕他整天惹祸，就送去学了电焊。
幸运的是，李阳不仅对电焊特别感兴趣，而且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学得又快又好，不久就取得了相关资格证，开始了打工生涯。
“当时钢铁行业发展还不错，我就在县里一家公司工作，后来活儿越来越少，公司就解散了。我们就分成了两组，外出揽活儿。”李阳说。
“外出”两字说起来简单，可化成具体的数目可不简单。“就说我们组，在那几年往北去过陕西榆林、内蒙古通辽、黑龙江绥化，往南去过湖南郴州、贵州铜仁等等。走南闯北，现在可以说朋友遍天下。”李阳黝黑的脸上绽出笑容，露出洁白的牙齿。
李阳在组里年龄最小，大家把他当小弟弟，都让着他。“他当时正在长身体，在有的工厂干活儿的时候伙食不好，只要开荤的时候，大家就把碗里的大肥肉片子都攒起来给他吃。”工友李成说，“不过那时候行情好，基本上人均每日工资能达200元，技术稍微好点的甚至能有三四百，再加上偶尔的加班费，每个月最起码能有6500元的收入，好多电焊工在家乡都买了房。”
随着钢铁行业的衰落，焊接工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以前的活儿都接不过来，现在却经常赋闲在家。”李阳说，“有时候就算承包下活儿，工资却比以前少一半，这让我们实在没法接受。”
今年过年后，李阳没再出远门，他和几位工友退出了电焊工的组，在家乡一起加入了一个建筑施工队，跟着一个泥瓦工学砌墙。“这比电焊工作脏、累，但相较工资却在上涨。我也到了适婚的年龄，该攒钱解决自己的人生大事了。”李阳说。
可好景不长，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建筑施工队经常拖欠工人工资。6月份，在三个月没发工资之后，李阳他们向工头讨薪未果，又退出了建筑施工队。
在家闲了一个月后，李阳随一位发小去了北京，加入了北京某保安公司。“我现在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学院当保安，每个月只有两千多块钱，但是这个工作相对灵活，我能随时离岗。”他说。
在北京工作了一个月后，李阳的几位工友也到北京投靠他，几人在异乡也算有个伴儿。
“暂时在这儿干着，等钢铁行情好点，我们打算接着做电焊工。今年都过去三分之二了，希望明年一切都能好起来。”李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