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风险?农业的特殊性决定“去库存、降成本”过程具不可控性，不能低估改革的复杂性，要切实搞好风险应对，做好为改革付出成本的准备。
● 粮食减产甚至滑坡风险
粮食生产存在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政府托市收购农民粮食，事实上替农民分担了部分市场风险，这是近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得以调动，粮食不断增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粮食“十二连增”是政策资源累积和透支生产环境基础上取得的，粮食产能并不稳固，特别是随着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和农民收入主渠道变化，粮食供给弹性有所加大，需求刚性特征随总人口增长、城镇化推进等更加明显，发生产量和价格波动的基础依然存在。
测算发现，2009-2013年，玉米临时收储价格对种植面积的弹性系数从0.21增加到0.65，这就意味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稳定种植行为的效应在递减，价格变动会带来更大的生产波动。如果去库存等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和节奏把握不好，就可能带来粮食产量的较大波动甚至多年下滑。
从历史来看，我们有过不少教训。1982-1984年，政府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连续几年丰收后出现卖粮难问题，价格随之走低，随着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粮食种植面积减少6000万亩，产量大幅减产6.9%，之后连续4年仍未恢复到1984年的产量水平;1998年粮食生产进行第二次结构调整，农民种粮意愿下降，1999-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多年下降。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较1998年减少15.9%，年均递减3.4%。
● 区域性农民减收风险
近年来，政府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有效避免了粮食增产条件下“谷贱伤农”问题的发生，农民从粮食增产和粮价提升中得到双重实惠，家庭经营性收入得以持续增长，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引擎之一。为了解决库存高企等问题，2015年国家下调玉米临储价格，对玉米主产区农民收入带来一定影响。2015年我国玉米单产785.6斤/亩，临储收购价降低0.13元/斤，农民种植玉米平均每亩收入就减少102元，初步估算使实施玉米临时收储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农民共减收251亿元。
2016年国家开始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和保障农民合理收益的要求，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补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农民收益，但在生产成本持续快速上涨和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条件下，政府补贴对价格下降造成的减收的替代作用不能过高估计。特别是我国玉米生产和流通组织化程度滞后于市场化进程，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没有根本缓解，取消政府托市收购后，很可能造成“卖粮难”问题重现。
从历史上看，在粮食丰收集中上市时，容易出现加工企业不愿收购甚至竞相压价的情况。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在持续多年较快增长后疲态已经显现，其中作为增收主引擎的工资性收入受经济减速影响，增速从“十二五”前两年超过20%下降至目前的个位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庭经营性收入再出现较大幅度减少，部分区域农民收入不排除陷入增长徘徊期的可能。
● 政策效果“漏损”风险
当前我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进行的，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来理解并求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加入WTO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农业发展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市场，这既为我们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和国际农业市场调剂国内农产品供给，减缓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参与全球供应链建设提升农业竞争力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带来国内产业和农民利益保护压力加大的挑战。在加入WTO之际，我们为争取对制造业、服务业薄弱领域和环节的保护支持，在农业方面作出过高承诺，导致目前在应对国外低价农产品进口冲击上手段不多，国内农业宏观调控效果受到影响。
目前我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只有15.2%，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粮食、食糖、棉花等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但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从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实践看，由于关税门槛过低，国外大量享有补贴的低价农产品涌入国内，打压了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侵蚀了支农惠农政策效果，这是导致农产品收益率下降的重要原因。2004-2014年，我国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成本利润率由49.7%下降到11.7%，两种油料平均由54.6%下降到-0.8%，棉花由30%下降到-30.1%，糖料由11%下降到-7.1%。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生产支持、进口管理等政策工具不能形成合力，国外低价农产品冲击和市场价格波动就可能扰乱国内改革的步伐和节奏，造成政策效果“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