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社会信任；个人理性；文化维度；集体理性
论文摘要：诚信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力量，受制于经济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水平，并通过共事的遗德价值观和文化背景来维系群体的存在，它比契约和私利具有更加持久、自发的凝聚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个人理性、信息不对称及有限次重复博彝是构成失信行为的三要素；从文化渊源上有要引出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假设前提的革命一凸显集体理性。
一、诚信缺失的缘起一经济学再认识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每一个具有充分“理性”的人在作出任何一项决定之前，总是要先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精确计算，一旦发现可能的收益扣除涵盖风险的成本尚存剩余时，将会淇视信誉、道德甚至法律的制约，赚它个没商量。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每个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在“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自然会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实际上，亚当·斯密恰恰犯了萨谬尔森一再批判的“合成推理的谬误”，即是说，适合于个体的不一定适合于整体，阿罗不可能定理也表明，不存在与个人偏好完全一致的社会偏好。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而萨谬尔森则是混合经济的倡导者，亚当·斯密与萨谬尔森、阿罗之间的分歧实质上就是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分歧，古典经济学假设前提中的理性实际上就是个人理性。
然而，经济人的“理性”谋划仅仅是失信行为的主观条件，信息不对称和有限次重复博弈才为失信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信任无非就是一种期望对方不会利用自己脆弱性的信心，Inkpen和Currall(1998)指出，信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概念:信赖和风险。信赖是单方面的意志行为，它使得一方的命运被另一方所控制，而风险是一方因为另一方的不可信性而导致的潜在负产出或负效用。这就是说，当一种信任关系建立时，就意味着其中一方必然要承担对方违背信用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的根，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性。由于参与交易的双方往往是根据对方过去的信用愉况对其能否守信作出预期，仅凭过去的经毅来荆断未来，因而只是一种适应性预期，而不是综合运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可获得的信息来对交易对手的行动策路作出符合实际的理性预期，当交易双方中至少有一方不能作出理性预期时，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因此产生了。
威廉姆逊(Oliver Williameon)在1975年出版的《市场与等级:分析与反托拉斯的含义》( Markets and Hierar-dries: Analysis and Mtitrtiet Implica-lions)一书中提出了特定关系投资(lationship一specific一investments)的概念，之后，Klein一Crawfotd一Aichian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垂直一体化，可增的租与竞争性合同过程》中也就资产的专用性与“扼制”问题的关系作了深人的分析。这里所谓的资产的专用性就是指，一种资产如用作它途，其边际生产力近乎于零，“扼制”就是指当专用性投资发生时，“投资方”所面临的“被投资方”违背合同的风险或违约事实发生后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威廉姆逊指出，在存在“特定关系投资”的地方，交易成本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旦某企业或个人为另一家企业或个人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受制于人”了，就不得不接受别人违约的风险。风险的大小取决于“被投资方”的诚信程度，而“被投资方”的诚信程度又取决于“投资方”对其信用信息把握的程度，因为“投资方”是根据所掌握的信用信息来筛选“被投资方”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筛选条件。所以，如果在一个经济社会中，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披露不完善，缺乏有效的信用选择机制，那么“扼制”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专用性投资就会变成不可追复的“沉淀成本”，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上述“扼制”问题可以理解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一次性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局中人对于所有其他对手的信誉品质、策略空间以及支付函数没有充分准确的知识，虽然通过种种协议方式达成了表面上的合作关系，但当博弈展开时，某些局中人为达到个体支付函数的最大化，则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动策略，而且由于博弈的一次性，受“扼制”的一方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它的“沉淀成本”就发生了，可见建立在这种协议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是相当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