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研究陷入的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我们哲学史叙述的问题，如何试论中国哲学史的重写?
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哲学一词。“哲学”，最早见于日本哲学家西周的《百一新论》，西周首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并特别声明用它来区分东方的儒学。1902年，中国人在《新民丛报》上第一次将哲学用于中国传统思想。20世纪以后，陈黻宸老先生在北大最先开设了中国哲学的课程。1916年10月，谢无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虽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其合法性问题却自诞生之初就饱受质疑，至今仍悬而未决。
胡塞尔、伽达默尔、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都坚定地否认中国具有哲学，认为东方文化中的人事智慧与西方所说的哲学截然不同。回顾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历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中国哲学从出现开始就不断向西方哲学本文由论文联学习，自觉的靠近西方哲学的标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力图建立起中国文化背景下却不同于传统哲学本身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
一、中国哲学史以西解中的历史
20世纪后，最早在国内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是陈黻宸老先生，其后有马叙伦、陈汉章等，他们的教案相较之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传统学问方面可以说更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然而直到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出版后，才开出了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先河，究其原因在于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着新的知识背景，能够融摄西学，中国人希望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比对，实现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转换。
因此，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早期，是一个不断以西解中的过程。王国维在1903年发表的《哲学辨惑》一文就明确主张“通西方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1]运用此方法论原则治“中国哲学史”最早的一组文章也是出自王国维之手。作为早期哲学史书写的代表，冯友兰在1935年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上提纲挈领，他说：“理性主义才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正宗，中国最缺少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2]提倡“中国哲学”必须理性化，必须由混沌而清晰，由零落而系统，由历史上的语录、札记、注疏、学案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论文、著作。
从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进入到了以西解中的时代，人们的理论兴奋点长期集中在如何按照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铸中国哲学以使之具有现代形式上。虽然在与西方的交流中，中国哲学史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论述体系，然而无论是胡适、还是冯友兰的划分，都带着鲜明的比对色彩，甚至为了比附西方哲学，对很多观点进行了过分的阐发，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例如把惠施的“小一”变成“原子论”，阴阳五行当成了宇宙论，从《庄子·秋水》中“夫固将自化”一句的“自化”得出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在哲学史原料的选取上，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也都与我们无缘，而翻开西方的哲学史，我们却可以轻易找到修昔底德，蒙田甚至拜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