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急递铺，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它肇始于宋，迄元朝普遍推开。
宋代，邮驿组织由兵部驾部直接。“凡奉使之官赴阙，视其职治给马如格。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①］。邮驿组织的功用与效应，日益为全所关切，分工越细密。一种高速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快速军邮制——急脚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这种急脚递，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日行四百里。递铺之间相距不一，有１０里，有２０里。但据说，这种快递只用于战争时期。至北宋神宗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又有一种金字牌急递铺，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金国章宗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年），设有都提控急递铺兵［②］。
元代，国家疆域广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③］。急递铺的作用极为显著。元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户内，签起铺兵［④］。至元九年（１２７２年），有人上疏说：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⑤］。于是，后来又称急递铺为“通远铺”。
明太祖立国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复兴社会经济，在南征北战、发展生产的同时，对于邮驿事业亦看得十分要紧。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置车船，一方面承元旧制，一方面有所创新。于洪武元年（１２６８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时并“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⑥］。后来，又分别在两京和各州县设立急递铺总铺。水、马站，洪武九年改为水马驿。水置船，陆用牛、马、车。
急递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为明代邮驿三大机构，日夜不停地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明实录》、《大明会典》等主要史籍，对于急递铺的情况缺乏完整的记录。有些问题说得比较清楚，有些则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数量与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语焉不详。以致后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误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画和研究。本文试就前述几个问题，略叙己见。不妥之处，敬希赐正。
二
急递铺的数量与分布，事关其在明代邮驿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数量又与铺距不无关系。
有人说：“高皇帝（明太祖）混一区寓，幅员万里而遥，遐迩相联，将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错于道而不休。自京师设会同馆外，每于边腹郡邑，村镇要会处所，设立水马驿、递运所，司递转运之役，所关军国机务最急”［⑦］。又有人说：“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明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⑧］。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言：“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水马驿下》、卷一四七《驿传三·递运所》，分别胪列了分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目。水马驿总计１０３２处，递运所１４６处。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却只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代水马驿的名称与数目，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代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⑨］。
汉制，每３０里置一驿。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１６３９处。宋代，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为６０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１０里，或２５里，设一铺。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
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下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广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进一步在元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加强对急递铺的管理。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以及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９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总计为１４０１处。元代驿站的里距，史书（包括《永乐大典》在内）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代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元代急递铺的里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⑩］，铺兵５人。以此观之，元代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
明代驿递之制，基本上沿袭元代。急递铺尤其如是。从铺舍建设、内部经理、公文、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陆站长些。
急递铺的铺距。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１０里者居多，则是凿凿有据。
例如：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１２处。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路线为：每铺设铺司（铺长）１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铺兵３名，轮次传送，凡４６人。
自县前铺起，１０里至施仁，分为二：
一自施仁１０里至彰义铺，又１０里至义井铺，又１０里至芦沟桥铺，又１０里至新店铺，通良乡；
一自施仁１０里至高店铺，又４０里至田家庄铺，又２５里至黄垡铺，通固安县。
县北路：５里至石牌铺，又１５里至双线铺，通昌平州。
县东路：１８里至胡渠铺，通密云县［①②］。
又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除分秀水、嘉善二县外，计有急递铺８处。
东塘三铺，达嘉善县；常丰铺，在县东１０里；团港铺，在县东北２０里；龙华铺，在县东北３０里（秀水县给司工食）。
东南塘三铺，达平湖县；常丰铺（见前）；十八里铺，在县东南２０里；新丰铺，在县东南４０里。
南塘三铺，达海盐县；落纤铺，在县南１０里；钟塘铺，在县南２０里；马泾铺，在县南３０里。
常丰，落纤二铺，冲要，每铺原设司兵９名，后各裁减１名。团港等５铺，偏僻，每铺原有司兵７名，后各减去１名［①③］。
再如，广东惠州府各县急递铺数量甚多，而里距则颇为划一。
归善县，有急递铺１９处：
府门铺东由县学前１０里至响地；２０里至冉棠；３０里至莲塘，俱东里。４０里至冷泉，在驯雉。５０里至茶亭；６０里至仙角，俱东里。７０里至白花；８０里至黄果；９０里至平山；１００里至迳心，俱内外管。１１０里至秀鹿；１２０里至笔山，在上下淮。１３０里至平桥；１４０里至白云；１５０里至分水；１６ ０里至梅实；１７０里至平政，俱内外管。
府少铺西由登云坊１０里至北津；２０里至清塘。
博罗县，有急递铺２４处：
县东５０步县东铺；１０里汤泉铺，在罗溪。２０里至小金；３０里至迳心；４０里至黄沙，俱铁治都。４０里莲塘；５０里清塘，俱罗溪。６０里白茅；７０里乌石；８０里双江；９０里黄塘；１００里大桥；１１０里蓼洲，接河源界，俱长平县。
西１０里万安；２０里石田；３０里冷水；４０里槎冈；５０里浮牌，俱罗仙。６０里横沥；７０里仙迹；８０里松冈，俱仙福。９０里徐衙冈；１００里花园；１１０里官陂，俱神护。
海丰县，有急递铺３０处：
县西１０里佛岭；２０里小液；３０里垅春；４０里王化；５０里味田；６０里茶亭；７０里平安；８０里梅挑；９０里新迳；１００里深涌；１１０里香抗；１２０里水尾；１３０里长垅；至归善界，接平政。
县东在城１０里至赤岸；２０里罗山；３０里长桥；４０里白沙；６０里法留；７０里沙塘；８０里东海；９０里麻海；１０５里廪头；１２０里涌口；１３５里砖头；１５０里蛟溪；１６５里碧沟；１７５里长山；１８５里南山；２００里大陂，至惠来界。
河源县，急递铺１４处：
县南５０步为翔鸾；１０里至石迳；２０里至水东；３０里至白石，接博罗蓼洲。
东１０里至水京；２０里至山塘；３０里至和溪，在大洲都。４０里至黄石；５０里至白马；６０里至右桑；７０里至水图；８０里至都罗；９０里至杨柳；１００里至柳城；俱蓝能都，接龙川界。
龙川县，有急递铺７处：
自县２０步曰总铺。西２０里曰官桥，接河源。东２０里涧步；４０里赤岭；６０里乾坑；８０里两头塘；１００里通衙，接长乐。
长乐县，急递铺７处；
县门之左曰在城。西１０里曰曾冈；２０里曰高沙；３０里曰清溪；４０里曰黄沙；５０里曰绿水，接龙川。
东１０里接兴宁县。
兴宁县，急递铺７处：
曰县前。西曰茅塘，接长乐。南曰刀坊；曰官陂；曰大水坑；曰水口；曰小峰，接程乡。
和平县，急递铺８处：
曰总铺，在旌善亭后。曰合水；曰永丰；曰扬冈；曰梨树；曰浊溪；曰黄竹；曰石头塘，俱在县南，接龙川正北陆路。自本县东门水车头、石鼓皆山，高岭、中冈、岑冈、三角山。至赣州府龙南县界，地名阳陂，约１００里；至龙南县治约２００里［①④］。
从以上３处不同时期的抽样，可以得到如下四点认识：
⒈明代各县急递铺，多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连续周边邻县（或邻省），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快速邮递网络。
⒉铺兵额数有多寡，非尽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⒊直至明后期和明末，各地方志对水马驿与急递铺仍明白分别记载，可证到了明代，急递铺与驿站虽然邮传道路多数互相重合，但机构、人员、等，并没有“合一”，还是分立两个系统，各司其职。
⒋各地急递铺的里距，均明显短于水马驿与递运所，绝大部分是１０里，１５里、２０里、３０里、４０里等，只占极少数。可知急递铺之数必在水马驿与递运所之上。
据笔者，惠州府、潮州府、福宁州和嘉兴县二府一州一县，总计有急递铺２９６处，平均每县１６处以上；水马驿与递运所共３０处，平均每县不足２处。因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列举。透过这个抽样，大致可以获得一个粗略的概念，急递铺之数，大约比水马驿与递运所之和多出八九倍。
明代水马驿与递运所，合计１１００余处。依此推算，急递铺当有万处左右。
三
一定的技术条件，是邮驿组织实施其任务的重要保证。
明代自京师至四方，都设有邮驿组织。在京师称会同馆［①⑤］，在外叫水、马驿和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货物运载。至于公文递送，则置急递铺，“以免稽迟”。急递铺、水马驿、递运所三者，除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各有差异外，递运技术也不一样。
水马驿、递运所，“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①⑥］，日常事务繁忙，负荷最重。它们依靠的工具，主要是马、驴、牛、车、船。
急递铺任务单一，职专“公文递送”（主要是朝廷政令），而要求特别严格。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安全、快速；凡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３００里。但遇公文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①⑦］。可见，急递铺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急”字，也就是“快”，“急者急速也”。“所谓铺之云者，急递公移”［①⑧］。公文到铺，不论件数多少，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必须“随即递送”，不得滞留。面对如此严厉的特殊要求，急递铺采用什么技术完成任务？对此，以往一些研究者不无误解，故需再作探寻。
“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设置邮递，传送政令，贵在迅速。所谓“照依古法”，急递铺创于宋，盛于元。宋、元两代之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立限里程；“随到即行”。宋代有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元代，“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明代，“昼夜行三百里”。为了按时到达目的地，宋代用马递、步递等多种形式。元代，没有见到用“马递”的记载。明代，究竟是用“马递”？还是步递？
根据各种事象研判，明代急递铺用的是转递，即“步递”。
第一，从急递铺的配备看
“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凡以羽檄不时，令缓亟无壅情也”［①⑨］。邮与驿之差异在此。元代，驿站（站赤）均备有相应的马、牛、车、船交通工具及役户［②⑩］。
明代，在这方面同样有明文规定：
凡陆站，“应用马、驴、船、车、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非重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驴亦如之。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
水驿，“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船以绘饰之。每船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余如马站之例”。
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②①］。
尔后，于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新开地方堪设驿分、递运所，或旧设驿所相离鴪远，往复不便，可以添设，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处乡村、市镇画图帖说回报。验其里路，远近相同，应设驿所，船、车、马、驴数目具奏，移咨，工部盖造衙门，吏部铨官，礼部铸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佥点”［②②］。
而在提到急递铺时，都是这样写的：
元代，“每铺置铺丁五人，安置十二时轮子一枚，红绰屑一座，并牌额及上司行下、诸路申上铺历二本。每遇夜，常明灯烛”［②③］。
明代，亦如制：“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②④］。
自始至终，都见不到备有马、牛、驴、车、船之类的交通工具。
第二，从铺兵的选择标准看
元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申命州县官，用心照刷及点视阙少铺司铺兵……随路铺兵，不许顾人领替，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中书省定议：“铺兵须壮健善走，不堪之人，随即易换”［②⑤］。
明代仍然坚持这个条件。
洪武元年正月规定：铺兵，“必少壮正身”［②⑥］。
所谓“正身”，就是必须有户籍，没有犯罪前科，诚实可靠。无籍之徒不容混入。“少壮”，就是年青体壮，善于行走。
第三，从铺兵的装束特征看
《元史》对铺兵的装束是这样描绘的：“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衣一领，回历一本。”又说：“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若用马递，骑马或坐马车，似乎不必响铃“以惊虎狼”。
明代铺兵的形象，依然故旧：“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鸣铃走递”。这副打扮模样，显然是徒步行走。
第四，从昼夜三百里的速度看
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亦即四十五分钟行十里，每小时行十二点五里。因为是前、后铺交接、轮次传送，铺兵只负责本铺地面。这样的速度，对于少壮之人是绝对可以做到的，若是马递，速度应该快得多。
综上所述，明代急递铺是用步递，而非马递。那种以为明代急递铺，“从交通工具看，仍然是马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