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词所体现的人生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对人生矛盾：
一、出仕与退隐。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徘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二、理想与现实。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来往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
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一是朝廷党争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讦，争斗不休，使苏轼难以大展经纶。二是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再加上国策的保守，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的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
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三、宇宙与人生。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厌求”。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有见于此，他对于日居月诸时不我待异常敏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与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浩叹，他在《赤壁赋》中就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在词作中常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与这种达观的态度相表里。
我以为东坡词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部分。表现为：
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即使词人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不是同样显示了词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吗？
在顺境中的淡泊。元丰末年至元?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同前）。元?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