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先生：
很高兴读到您的最近这封信， 看来我们的讨论围绕着“强制阐释” 这个中心话题逐步展开了， 其中已经开始涉及当代西方文论以及文学批评中的越来越多的问题。我想这正好应验了一句老话： 真理越辩越明。
您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 也即批评的预设与理论视角问题。显然， 您想对这二者做一些区分。照我的理解， 您在这封信中想集中讨论的是“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 这确实不仅是当代西方文论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同时也是国内文学理论批评界大规模引进现当代西方文论后出现的一个现象， 当然对这一现象的价值判断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作为一个既在纯理论领域内进行形而上探讨的理论工作者同时又常常涉足具体文学批评实践的两栖学者， 我可能有着与您不太相同的看法， 但也基本上同意您做出的评估。正如您所指出的， 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它指的是批评家的主观意向在前， 预定明确立场， 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正如您所说的， 所谓主观预设的批评，是从现成理论出发的批评， 前定模式， 前定结论， 文本以至文学的实践仅仅沦为证明理论的材料， 批评变成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理论目的的注脚。我认为这样的描述是十分准确的， 实际上也隐含着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国内外学院派批评家经常从事的批评实践。
坦率地说， 就我个人而言， 我自己也常常如同您所批评的那样去从事文学批评， 尤其是当我以一个纯理论工作者的身份出现时， 我的兴趣往往并不在于对文学作品做出恰当的解释， 而是以作品为例来证明我所预设的理论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显然， 在这种场合， 我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而是为了理论而批评， 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学术而批评。对我来说， 阐释就是批评， 因而我很少在批评文章中断然做出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我也和我的西方学院派批评家同行一样， 只要选中一部作品来阐释， 就等于是承认那部作品有着批评和研究价值， 否则对没有价值的作品甚至都不屑一顾， 对之保持沉默就等于对之否定， 无须去耗费笔墨。这应当说是我从事批评实践的一个基本态度。所以， 我的一些作家朋友常常抱怨我： “请你写一篇评论文章真难!” 这倒是事实。因为我始终与当红的作家和被人们热捧的作品保持一段距离， 也许过了一段时间该作品不那么走红了， 我倒会去静下心来细读该作品并写下一些批评文字。当然， 我有时在阐释作品的过程中也会对自己所应用的那种理论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甚至修正。这一点可以说是我受到西方文论大家德里达和詹姆逊等人影响的结果， 因此我也常常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文学批评家或研究者， 而要以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身份来发挥作用和影响。我的一些国内外同行大概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常常沉溺于玩弄纯理论的思辨游戏， 以一些新奇的理论术语来轰炸批评界。当然， 我们这样做也会得到两方面的效应： 一些恪守传统人文批评的老批评家对我们这些学院派比较反感， 认为我们不是在做文学批评， 而是在以文学批评演绎自己的理论; 而一些青年批评家和学者却对我们这样做十分推崇和追捧， 有时甚至亦步亦趋地模仿我们去做纯理论的演绎。这样看来， 您的批评不仅是针对那些西方文论大家的， 而且也是针对我们这些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者和实践者的， 这确实足以引起我们的警醒， 让我们去思考： 为什么要从事文学批评? 何以从事文学批评?
另一方面， 也正如您在信中所批评的， 这样做的要害有三： 一是前置立场， 二是前置模式， 三是前置结论， 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不能令作家本人信服。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这些学院派理论家一旦从事文学批评， 常常所关注的作家作品大多是文学史上有定评的经典作家作品， 而不屑去评论仍然活跃和健在的当代作家及其作品。因此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作家本人的感受， 但常常会发现一些原作者创作时未曾想到的东西。我权且称其为“文本无意识”， 作为对弗洛伊德的“作者无意识” 的一种修正。由此看来，任何事物都有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 不可偏废一个方面而抬高另一方面。就文学批评而言， 我同意您的看法： 批评应是理论的批评， 而理论也要能经过批评实践的检验。好的批评必定有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 这样才能说出别人说不出的东西。我这里再做进一步的发挥： 我们应当做到文学批评理论化， 文学理论科学化， 文学研究人文化。这样， 我们所写出的论文就会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力， 同时又不乏扎实可靠的文本细读经验， 此外也可能丰富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我想这应该是一种理想的批评、理论和研究的三位一体。
我上面所说的只是批评理论家的所作所为， 并不涉及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尤其是那些凭借印象和感悟从事批评的批评家， 其实他们也有一种预设， 即认为某一部作品是好还是不好。只是这样简单的以好坏来评价作品层次较低而难以产生影响罢了。这些批评家往往用近乎文学的语言来从事批评， 甚至字里行间饱含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因此他们的批评文字颇受一般文学爱好者所喜爱， 却不受专业批评理论家和学者的重视。我想这类批评文字肯定也不会进入您的批评视野。我认为， 对于从事批评实践的批评家而言， 他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叙事风格而选取一个适合对之进行解读的理论视角， 这样的批评就显得厚重和有价值。但即使如此， 也不能像那些专事形而上理论演绎的思辨理论家那样驰骋在文学理论的王国里， 不去管自己所分析的作品是否适合用某种理论进行解读， 这样一来就诚如您所批评的那样： 前置立场、前置模式和前置结论。这自然不是优秀的文学批评所应该做的。您在信中还不无正确地举了女性主义理论家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主观预设的现象。确实正如您所说，主观预设的问题不仅在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广泛存在， 放眼20 世纪以来整个当代西方文艺批评的历史，包括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在内， 诸多批评流派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毫不夸张地说， 主观预设， 已经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实践的稳定套路、固化问题范式， 也成为众多批评家批评操练中常见的思维方式。
我们这里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 当代西方文论及其批评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主观预设的情况呢?在您看来， 原因有二。其一， 当代西方文论的场外征用使然。我们之前讨论过， 从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发生角度而言， 很多理论流派直接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 并且未经过文学学科化处理， 理论与文学本身， 乃至具体的文学文本之间， 存在明显的裂痕， 很难融合在一起。征用而来的理论， 对文学而言先天地就是一种预设。其二， 理论的过度膨胀使然， 这样便使得一些人天真地认为， 只要掌握了理论就可以所向披靡， 只要有一种理论的尚方宝剑在手就可以包打天下。因此， 久而久之人们便对理论的有效性发生了怀疑， 甚至出现了“理论死亡” 的呼声。我想这应该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针对这种情况， 我也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以就教于您以及各位先生。
您在信中以女性主义批评为例提出了您对批评预设和理论前置的批判， 并指出了理论视角与之的区别。我认为， 可能由于篇幅所限， 您还未能将这个问题说透。我这里想进一步指出， 我们从西方引介到中国的一批女性主义理论家严格说来并非都是专事文学研究的批评家， 即使有些可算作文学批评家， 其兴趣也不主要在文学上： 克里斯蒂娃同时是一位受到精神分析学影响的符号学理论家和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家; 朱迪斯·巴特勒则主要是一位哲学家， 只是偶尔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来证明自己的哲学或文化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斯皮瓦克的背景则更为复杂， 照她自己的话说， 她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 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 她常常以三种身份交替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 后殖民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 只有西苏才同时以一位创造性的女性主义作家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交替出现。她们都是大学教授， 根本不屑于从事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即使偶尔从事批评也主要是出于理论阐释和建构的需要。而包括您本人在内的一大批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关注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些学院派批评理论家， 而更广大的活跃在批评一线的文学批评家则未进入你们的考察视野。因为他们/她们主要是为报纸和流行的文学期刊撰文， 而不在你们所关注的学术期刊上撰文。再加之语言的局限， 他们/她们在中国就更不为人所知了。同样， 现在在西方很热门的生态批评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这里仅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说明理论前置与理论视角的区别， 以便对您的批判做出呼应。
在今天的西方和中国， 谈论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不仅是环境研究学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大谈生态问题， 更有广大的人文学者， 当然也包括生态文学批评家也在谈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出了问题， 作为作家和批评家， 他们对生态环境的恶化格外敏感。于是便积极地在一切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 呼吁人们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文学的生态批评便应运而生， 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批评家在自己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实践中，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发掘出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 建构了一种生态写作和批评话语， 这无疑对繁荣当代文学批评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实际上， 生态批评界也有着目标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一部分人作为环境保护主义者， 他们试图通过生态批评来表达对环境恶化的关注， 因此他们的旨归并不在文学， 而在环境和生态本身。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呼声还没有影响到决策者的决定， 但至少给决策者提出了一些必要的警示， 使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广泛考虑到各方面的后果。这部分人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生态文学批评家， 而是广义的生态主义者或生态批评家。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 他们从生态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来解读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生态环境主题。我认为这部分人的旨归仍然是文学， 因为我们都知道， 文学史上首先出现了一大批以生态环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因此， 这些批评家便以生态批评作为理论视角，通过对一些以生态环境为题材的作品的解读来发掘文学作品所内涵的生态学意义。应该说， 他们的批评实践为当代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新方向。目前生态批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方兴未艾。
当然， 上述两种生态观常常混合在一起， 一时令人难以区分， 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做一些辨析。我们都知道， 文学中的生态批评始于哲学上的生态主义话语， 对于生态批评的意义， 我们也许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应该忽视的， 也即生态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想象性描写和审美再现。由于在当今时代， 仍保持其原始状态的自然已经十分稀少， 而一切经过人化的自然则往往与人类的生存环境融为一体， 因此， 生态写作和生态文学研究在西方又称作环境写作和环境研究。我在这里将其统称为生态环境写作和批评。
生态批评顾名思义， 所针对的对象就是以生态环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按照美国的生态批评家彻里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 的定义： “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家和理论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自然是如何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得到再现的? 物质场景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这出戏中表现的价值与生态学的智慧相一致吗? 我们何以展现作为一种文类的自然写作之特征?”在这里，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格罗特菲尔蒂首先已经指出了生态批评所要研究的对象， 也即他们所要研究的主要是那些表现了自然生态和环境的文学作品。反之， 不以生态环境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就不能从生态理论的角度去对之进行强制性阐释， 更不能前置结论来作出反证。这同样也清楚地表明， 首先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作品存在， 然后才有批评家从生态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去研究这些作品。因此很清楚， 他们批评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旨归依然是文学， 即使从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切入，其考察对象也依然是文学。因此， 这样的批评就应该算作是文学的生态批评， 而不是那种广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所撰写的(以生态环境为旨归的) 生态批评。我也赞同您的看法， 并非那种广义的生态环境批评没有价值， 而是那些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不属于生态文学批评。也许那些批评家有着更大的文化生态和政治抱负， 也许会对环境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他们的批评实践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当然， 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 即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的本意和批评家对之的过度阐释和解读有时会大相径庭， 这种情况尤其会出现在伟大作家的内涵丰富复杂的作品中。我这里也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略加说明。
2014 年10 月底， 我应邀出席了在南京大学举行的易卜生学术研讨会， 会议期间， 组织者安排我们观摩了南京大学艺术硕士话剧团演出的戏剧《〈人民公敌〉事件》。这出戏之所以在剧名中提及易卜生的《人民公敌》， 是因为该剧写到了淮河两岸的污染使得一些回家探亲的大学生深感不安。但是他们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 即使表达了也没人去听。于是他们就试图通过排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来表达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担忧。在这里， 易卜生被当作了一个环境生态保护主义的先驱， 他的作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大大地胜过了艺术价值。这显然与原作者创作的初衷不相符合。我这里之所以提及这一点只是想再一次说明， 理论家的立论本意与批评家的“征用” 或挪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但这也至少说明， 被“征用” 或挪用的理论本身是影响巨大的， 否则在一个理论话语爆炸的年代， 怎么会只有极少数理论被批评家所用， 而大多数“理论” 则尚未风行就已过时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