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间长期成为关注热点之一的史研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著作，包括卷帙多少不等的经济通史或断代经济通史。这一领域近来则逐渐遭到冷遇，这种背景下面世的由赵德馨主编的《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吹来了一股新风，显示了新的气象。这里仅就何德章所撰的第三卷，即魏晋南北朝部分（以下简称何著），作一简要的评论。
何著共九章，59万字，第一章绪论，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点与学术史，第二章讨论自然生态与区域经济状况，第三、四章分别论述城市与、与结构，第五章概括国家的经济与经济政策，第六至八章分别关注、手与商业，第九章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间已出版了不少，从1936年陈啸江的《三国经济史》、1937年陶希圣、武仙卿的《南北朝经济史》，到1959年李剑农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以及80年代以来的多种著作，其中最晚出的是高敏所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经过数代的学者的辛勤耕耘，经济史这块园地似乎已山穷水尽，难有大的作为，而何德章的新作却充满了新鲜感。较之以往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著作，该书的新意突出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首先，全书结构安排独具特色，包含了许多以往经济史中所忽略的问题。长期以来的经济史研究重视的是生产关系的诸要素，反映到经济史著作中就是涉及各个朝代的土地制度、赋税、徭役制度的内容占据突出的地位，相对而言，有关生产力的部分比较薄弱。以高敏所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为例，全书一共二十章，不到1100页，研究生产关系的就有十章（第四至第十三章）之多，篇幅达640页，占一半以上。而具体讨论农业、手工业、商业与货币制度的只有六章（第十四至第十九章），316页，不到1/3。两者的轻重一目了然。
这种格局应该说与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史研究的总体状况分不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而且另一热点即关于历史上的社会形态的讨论也与此联系密切，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也是势所必然的。尽管如此，经济史关心的更根本的问题是历史上人们如果利用和改造自然，即生产力的问题。与生产力有关的问题理应成为经济史研究、论述的重点。何著内容的安排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何著第六至第九章分别论述这一时期的农业与多种经营、手工业与商业，直接讨论生产情况。第二章“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状况”与第四章“人口及社会结构”分别涉及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第三章“城市与交通”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2/3的篇幅讨论与生产力有关的问题，是该书的重点。而只有第五章“国家的经济管理与经济政策”分析各时期国家的土地制度与政策，属于生产关系范围。总体而言，何著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将生产关系作为影响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加以论述，更好地体现了经济史注重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特点。
具体到章节的安排也颇有特色。第二章“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状况”中用了近30页的篇幅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气候形式与自然生态状况。这在以往的经济史著作中是难得见到的，体现了作者对经济史的独到理解。经济活动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自然界的状况当然应是研究关注的关键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他们所说的“自然基础”指的是条件、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1]上个世纪初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同样高度重视自然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用了500页的篇幅讨论环境的作用：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2]而过去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长期忽视了这一点，新近出版的断代中国经济通史多数也没有涉及这一问题[3]，何著所作的努力不能不说是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作者的第三章“城市与交通”分别分析了这一时期南北方重要城市的发展变化，特点以及南北方道路交通的基本情况，指出南方水陆交通的重要作用。这些内容在古往今来的人类经济生活中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为过去的经济史著述所忽略。作者钩辑史料，分类排比，将这一领域的基本情况展现在读者面前，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其次，何著的具体论述亦新意颇多。大体说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陈出新，对不少传统问题提出新见解。关于六朝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状况，一般认为三吴浙东地区最为发达，湘江、赣江流域等江南腹地还处于待开发的状况。而关于两汉时期江南地方社会经济的格局，学者往往根据后代的情况逆推，想当然地认为三吴浙东发展最快。作者根据自己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见解。作者比较了西汉与东汉扬州、赣江流域与湘江流域的人口数据、密度与增长比例，指出西汉时扬州地区的人口密度高于湘江与赣江流域，而东汉后期则大大低于湘江与赣江流域（第74页）。从建置变动上看，孙吴时期三地均大规模地分置郡县，不能证明扬州的经济高于湘江与赣江流域（第75页）。而孙吴后来定都建业主要是出于上的考虑（第74页）。作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这里可举出一旁证。《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劭《汉官》：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这条至少说明东汉晚期湘江与赣江流域的发展程度不亚于三吴。
关于六朝时期海道的作用，多年来不少学人给予了过高的估计，作者则根据史料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认识。他认为六朝海路使用较两汉有所发展，但六朝从建康至交、广，所取道路主要还是溯江经赣江、湘江以达，或循东道越岭，即由今江西鄱阳经余干、上饶及浙江江山、衢州、金华到达三吴，或经江西婺源入皖南抵建康，走海路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第163页）。作者举出了从孙吴到南朝陈的诸多事例予以说明，包括许多被用作证明海路作用的例子经过作者的认真辨析，显示了其有限的用途。东晋末年孙恩起兵，浮海抄掠，其余部曾从永嘉（今浙江温州）“泛海到番禺，寇广州”，而后来起兵广州进攻三吴并未循海道，而是沿赣江而下攻取建康。该部败还广州后东晋军队“泛海袭番禺……贼不以海道为防”，晋军原亦不拟从海道“众咸以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作者根据诸事的具体背景指出取道海路均是出于无奈或为了出其不意，并非正常途径（第164-165页）。
对于南方农业发展中的旱作农业的出现一向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被认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4]但是关于麦、粟与菽等旱田作物在江南地区推广的具体细节，探究不足。作者在论述中没有停留在泛泛引用朝廷推广旱田作物的诏书，或简单指出南方饮食结构的变化，而是将旱田作物的推广与北方南下的农户土地利用上的处境以及南方的自然地理特点结合起来，认为旱作农业在这一时代对于南方开发的真正意义，表现为南方山地开发的兴起，而不是体现为稻麦轮作制的普遍采用（第443页），这一观点又将此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谷物、纺织品与盐等曾在特定时期与地区充当过交换媒介，即成为实物货币问题，学界主流的看法认为是商品经济衰退，自然经济抬头的重要表现，作者则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在原来商业货币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实物代替铸币作为交换媒介，虽是经济衰退的表征，但并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原始的物物交换，而是特殊历史背景下货币体系的调整，弥补了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