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的文化理论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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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的文化理论实践研究

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证明,外来的理论只有同本土的学术相融合,相适应,并运用到本土的实践中去,才能获得立足。那么,如何才能把弗莱文化理论更好地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呢?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种常用的方法:“向后站”,“互文”和 “归纳”。这三种方法虽然分而述之,但在实践运用中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此,综合的运用才是它们的突出特点。

第一节  “向后站”

“向后站”是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倡导一种文学批评的“远观法”,他说:“看一幅绘画,我们可以站在它的近处,分析它的工笔和调色刀的细节。这大体上与文学中的新批评是一致的.稍微向后站远一点,画面设计就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宁可研究它所表现的内容:例如,现实主义的荷兰画,那种我们觉得理解画意的地方是最好距离.再向后退一些,我们就更了解画面构成的设计。例如我们站在离一幅百合花很远的地方,我们只能看到百合花的原型,一大片向心的蓝色,有意思的中心点与之对照。在文学批评里我们也常常不得不从诗‘向后站’,以便清楚看到它的原型组织.如果我们从斯宾塞的《变幻的乐章》‘向后站’我们看到一个有次序的光圈的背景,以及一个不祥的黑团突进到低处的前景之中——颇像我们在《约伯书》开始时所见的原型形式.如果我们从《哈姆雷特》第十五场的开始‘向后站’我们看到舞台上一个墓正被打开,主人公、他的敌人以及女主人公下到墓穴,接着是上面世界一场关键的搏斗。如果我们从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或左拉的《萌芽》——‘向后站’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书名所指的神话般的构思。”[68][p156]
弗莱提倡的这种“向后站”的远观法,即要求从宏观的背景,把文学作品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整体中去考察研究,无论是作品的主题、题材、结构、情节,还是作品的体裁、意象、象征、隐喻,都努力将其与远古神话、宗教仪式、民间风俗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探析作品深刻的内涵。
如萧兵在《〈楚辞•九歌•东君〉新解》[69]解释《楚辞•东君》中的一句“举长矢兮射天狼,援北斗兮酌桂浆”时就采取这样的方法。他一反过去人们把“桂浆”仅仅解释为以桂花为香料酿成的酒,而是通过对有关的神话的考证,认为“桂浆”是神物、天浆,是月宫中的桂花酒,以这种解释来阐释,就把东君的形象烘托得更加神奇和壮美了。文章中对辞的意境作了阐释.“他(东君——太阳神)满引天弧,猛发长矢,直射天狼;转过身来继续下降,用他巨臂抓起雄踞天穹的北斗星做勺子,到了月宫里舀了一大瓢桂花佳酿,痛饮一番,以庆祝他光荣的胜利,减轻一天的辛劳。”这种阐释显然展示了一个宏阔壮丽的背景,烘托出太阳神东君无比雄奇壮美的形象,该文还指出了这首诗的整体结构与神话具有一致性的特点。以融入神话的方法来分析这首诗,就使诗歌的分析更为深入了。
又如王泽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一著中,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一章,专门论及“意象原型与心象结构”,他从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原型来探析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他说:“除了季节性意象外,中国古典诗歌中典型的自然性意象还有许多,不同的诗人对不同的自然意象有着独特的兴趣,形成了一种与诗歌风格相联系的自然意象情结。像屈原喜兰花、香草,李白好月,陶潜爱菊,王维常吟松等。在自然意象中所渗入的诗人主体情志也是有共性可寻的。如春秋意象,从《诗经》、《楚辞》以来,频繁出现的是:伤春、悲春、惜春、叹春、春怨、春恨、春愁;悲秋、惊秋、秋思、秋怀等。这种自然意象及其内在情绪凝结为特定的文化心理情结,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70]作者在该著中突出地分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对秋天的描绘,并把它与中国古代诗歌意象原型联系起来。他说:“这种深深烙印着中国文化意识的独钟自然意象的审美倾向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有着鲜明的表现。比如,戴望舒诗歌的意象频率出现最多的是:秋天、落叶、残阳、月、花、灯等。自然意象在他的诗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仅就以‘秋’命名的诗就有《秋》、《秋天的梦》、《秋蝇》、《秋夜思》,还有与‘秋’相关《残花的泪》、《残叶之歌》等。戴诗的秋之咏叹,集中呈现的是寂寞、忧烦的感伤情怀。”“戴诗中秋思、秋梦皆是心灵惆怅,青春烦忧的象征。其中,明显体现了传统诗歌‘悲秋’情结的文化心理意识的积淀。”[71]这种分析,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置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背景中,从诗歌意象的原型角度进行分析,读来觉得十分深刻。
可见,“向后站”是一种视角,也是一种方法。具体而言,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整体文化的通观,某一时期文学或具体作品情境上的“向后站”与心理学上的“向内看”。

第二节  “互文”

“互文”是中国古汉语中的一种修辞手法。指“在结构相同或相近的的两个并列词组、语句中,相应的位置上的词语互相补充,相互发明的修辞方法”。“对于互文,需要前后参互才能领会其完整的意义。”[72][p244]因此,“互文”其作用是可以使上下文互相参照、对读,使句子的意义相互借重而更为丰富,获得句子本身所未表达出的意义。那么,这种方法是否也可以用在独立自足意义的文本之间,也就是说,作为有独立自足意义的文本之间会不会通过某种深层的关联性,相互借重取得互文性层次上的倍增了的意义呢?
弗莱文化理论学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同一文化语境和不同文化语境中,许多表面上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文本,通过在文本深层存在的共同原型,有了关联性,从而可以相互借重、比较,生发出单个孤立文本不可能具有、必须通过其它文本互充、对读才有的意义,当然,这个意义相对文本的本义而言是倍增和放大了的。“从当代阐释学的角度看,文本并不处于孤立和隔绝的状态之中,而是处于一种开放的关系即所谓 ‘互文性’之中。因此,对文本的尊重很自然地便表现为对‘互文性’的揭示,即通过大量的比较,使本来不过是‘断简残篇’、‘只言片语’的某一特定的文本在文本与文本相互诠释中获得丰富的意义或意义可能。”[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