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它和其他需要由科技来满足的需求一起，构成了推动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行科技与经济体制配套改革以来，部分克服了“产—学—研”脱节的制度性安排的失败，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更令人担忧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仍在继续影响和制约着创新源的生长、扩大，制约着中国各个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有必要结合现状进行反思，通过环境变迁进一步为提高民族和区域的创新潜力和实力准备条件。 1 社会变迁对科技创新的潜在需求 在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创新源的生长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文化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资源配置格局、规制条件和环境氛围，是能否激励科技创新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生活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及交往方式的变迁，可以为科技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推动并促进科技发展潜在需求的现实化。
1. 1 未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对科技的需求
在未来10到20年中，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和完成，社会发展将全面由传统向信息化社会转变。时间的不可逆性，使后来的发展总是跳跃式的，而决策和管理运行的科学化、信息化(数字化)以及信息的大众化是新型信息社会的重要特点，并由此创造了对科技和科技人才的全面需求。 (1)在信息传播和收集途径上，目前，区域人均因特网数量、上网费用已经成为衡量区域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准。降低消费者消费成本，开发出物美价廉、便利、易于使用的计算机仍然是信息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和传统工业社会对汽车、手表等的需求一样，即使在科技不发展的情况下，家用或个人用计算机的普及仍存在广阔的市场前景。成本较高、私密性差、容量小、易受攻击，尤其是需要一定的使用技术仍然是制约个人用计算机消费的“瓶颈”。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与此相关的教育、训练费用全部直接由厂商直接负担。 (2)在工作方式上，由于区域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别。一方面城市化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流；另一个方面由于生活观念的变革在一些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区域，早已出现了居住环境的乡村化趋势。这就出现了工作区与生活区的分离。工作区与生活区高度分工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交通成本、创造了对便捷、快速的交通需求。这悄悄地改变了工作方式和对严格的、固定的工作场地的需求。在非严格、非固定的工作场地工作，不仅大大降低了对固定的工作场地的需求及其使用效率，提高了场地的运行成本；而且把这一部分成本转嫁到在这些区域内工作的居民身上。降低此类成本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就是缩减和提高场地的使用效率，并且把这部分成本转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到的福利及其保障。 (3)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基于空想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理性化道德人格，目前已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趋于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以公民个人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务实化为主导力量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层面，绝大多数的公民都不安于既定的社会角色定位。人们开始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谋求处境和状况的改变，尝试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同时，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支撑的科技型人才，流向条件好、收入高、更有利于实现自身社会价值与人生价值的单位、区域，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不安于现状”在不远的过去被赋予了更多的消极意义，而在今天却被赋予了更多的积极意义。讨价还价、讲条件和环境，即使在今天一部分管理者中仍被视为“品德不良”的表现；而在占优势的中、青年群体中则被视为懂生活、成熟或有实力的标志。从历史上看，诸如此类的社会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虽然无法在短期内产生对科技的直接需求，但是在人心思变，流动性很强的社会环境下，至少能够对科技的应用和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