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大一统观承自董子浅论

进修社 人气:1.25W

摘 要:司马迁早年从师于董仲舒,故而其《史记》中不免有很多董子的“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等观念的因素。但又因为司马迁本身游历天下所养成的唯物气质,故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并不是单独的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而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更适合汉武帝中后期的统治实质。

《史记》大一统观承自董子浅论

关键词:史记;大一统;司马迁;董仲舒

司马迁早年师从汉初公羊学家董仲舒,故而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统”观念对司马迁的影响颇为深远。该观念并不是仅由《史记》中的某一篇体现出来的,它不但分散在各处的“太史公赞”中,甚至在“表”、“世家”的叙言中以及各传篇名的排序里也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大一统”思想贯穿了《史记》行文的始终。并且,司马迁并不是简单的继承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而是受到客观现实影响继而融入了新的思想。

本文结合司马迁、董仲舒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就《史记》中所体现的“大一统”观念与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观念相比较,将《史记》中的大一统分为对外“民族大一统”和对内“君主大一统”,分别论述其对董仲舒“大一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兼谈产生差异的原因,以补前人所述之缺漏,供方家指正。

一、 《史记》对于“大一统”观念的继承

“大一统”这一观念,是自《公羊传・隐公元年》[1]的一句“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由来的,到了董仲舒时,将其进行了具体的阐发。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2]云:“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符瑞》篇亦云:“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以此可见,无论是“王者一统天下”还是“一统乎天子”,董仲舒所强调的“天下一统”目的还是与君主有关。我们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中,天子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尊君”是不能被忽视的内容。

而通过《繁露》中:“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王者,民之所往……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等句,我们更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天下大一统”思想是与“君主大一统”思想相互融合和依存的,即“天、天下、君”是不分的。谈到“大一统”,便不能将对外的“天下大一统”和对内的“君主大一统”分割而论。

(1)《史记》对“天下大一统”理论的继承

《史记》[3]对于天下的一统极为看重,在《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中,司马迁都将“周”放在表的首列,此举与《公羊传》用“王正月”来表现“天下大一统”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六国年表》中又肯定了秦的统一天下之功,首先在诸侯国排名时,不继续《十二诸侯年表》中为了尊鲁,将鲁国续于周后的体例,而是把“秦”放在周之后,以突出秦的地位;其次他不称“七国年表”,便是有意将“秦”单独记录,不与“六国”同列;最后在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统一之后,他继续记录秦朝年岁,至公元前207年秦亡。上述三种表象,都体现出其对秦扫清六合,实现“天下大一统”功绩的褒扬。所以,尽管司马迁看到了秦始皇的暴政,可是他还是肯定秦朝的统一天下之功,这也直接证明了《史记》对于“天下大一统”观念的重视。

《史记》对于促进“天下大一统”的`人,也是不吝赞美。管夷吾辅佐齐桓公,使其成为春秋首霸,也使齐国形成近乎“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就赞赏管夷吾的这种做法:“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延及汉初,天下初定,司马迁通过《史记》对那时起兵谋反,企图打破天下一统局面的人和行为表达了不满,所以对于意欲谋反的韩信,《史记》中评论道:“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故仅将其列为“列传”。又七国之乱时,唯有梁孝王据守国不降,维护了汉朝的天下一统,《史记》为:“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捍。”相反对于祸乱天下的吴王刘濞等人,《史记》仅将其列为“列传”以示贬抑。

(2)史记对“君主大一统”理论的继承

《史记》所提倡的尊君思想,多以“天命”说为根基,比如其认为刘氏一统天下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的,这种以“天命”来尊君的行为,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为了加强君主权利而多次提出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有继承之处。

就如《天官书》中“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与《春秋繁露》中“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这种同是将君主受命归于天统的说法,似乎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

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中“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之语足见《史记》对于“君主大一统”中“尊君”观念的重视。而刘氏政权即是《史记》中认为应当被尊崇的、是“天命”所归的政权。

吕后去世,吕氏外戚乱权之变以失败告终,《史记》称此事的失败为“天命”在于刘氏的缘故,即“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在平诸吕之乱时立下实际功劳的陈平,《史记》也颇为赞赏他的安邦定国之功:“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而在记周勃的功绩时,更以周公、伊尹之匡君护国的功绩与其相比:“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从这些评价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史记》中对刘氏政权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