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终结:一种现代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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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去魅、自主性和“新”之崇拜是现代艺术的三个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的问题史表明了现代艺术与现代性之间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张力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加剧了艺术史的断裂与危机感。艺术终结的种种症候,如艺术的非神圣化、商品化和自杀性的抗议姿态等,内在于现代性的危机之中。
 
【关键词】 艺术终结 现代性 去魅 自主性新

艺术的终结:一种现代性危机

“艺术终结”命题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修辞。在词源学意义上,这里的“艺术”概念既有它的时间性——现代,也有它的空间性——西方。换言之,只有在现代西方的具体语境中,我们才能领会到它所内含的特定意义以及这个命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历史哲学的视野内,“终结”也并不表示“终止”或“死亡”,它只是提醒我们“伟大的艺术故事就要结束了”,尽管这个过程如此漫长。这是自我意识到来的时刻,它横亘在“已成往事的黄金时代”和“即将到来的未然结局”之间,既有提前到来的清醒,也有不确定的迷惘。换言之,这是一个充满危机和反思意识的“当下”时刻,只是这个“当下”一再被延迟,伴随着整个现代性的历程。
  在尼采和波德莱尔开创的现代性视野中,艺术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这既是艺术的荣耀,也是艺术的不幸。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时间意识,现代性既是过渡、短暂和偶然,也是永恒和不变。它在性质上是美学的、艺术的,是对另一种现代性(理性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的抵制和批判。显然,这种美学性质是双重的:它既引发了现代艺术否定的激情,也展示了现代艺术被扭曲的痕迹。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这种悖论宣告了审美现代性的命运,即自身的矛盾命运:它在肯定艺术的同时又对其加以否定,同时宣告了艺术的生命和死亡、崇高和堕落。”①因此,现代艺术的命运内在于现代性的生成和结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终结”的命运乃是现代性危机的缩影。为论证这个观点,我们将重点分析现代艺术的三个核心概念:去魅、自主性和“新”。
  
  一、去魅:艺术的非神圣化与世俗的救赎
  
现代,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它既意味着理性的太阳冉冉升起,也预示了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虚无,即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神性、道德、英雄主义和崇高体验的贬值。
  1865年,法国画家马奈仿照提香的《乌比诺的维纳斯》,临摹了一幅《奥林匹亚》。原作和摹本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在提香那里,尽管乌比诺的“维纳斯” 已经从奥林匹亚圣地上的女神下凡为人间的女子,但依然有高贵和庄严的感觉。有着珠宝光泽的白床单,使紫红色的长榻和处在对角线另一端的女仆紫红衣裙欢唱起来,它创造出一种围绕着女性身体的光晕。但在马奈缺乏深度的构图中,女神成为一名现代女郎,用她那干瘪的身体和无神的眼睛面对着前来瞻仰的顾客。她的手放在整个构图中心的生殖器上,十分突出。提香画中那只毛发金白相间的可爱小猫,也被一种黑猫的色块取代了。
  神性、光晕和庄严的深度感消失了。难怪绘画领域的马奈、库尔贝和文学领域的福楼拜、波德莱尔一样,以其放肆的主题、大胆的技法当时引起了大众的愤怒。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艺术一直是神话和英雄的领域。正是艺术点缀了教堂、宫殿和贵族的居所,使整个古典世界具有了神性和庄严的感觉。但是,在现代艺术的挑战下,古典艺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日益让位于世俗的、论争性的现代风格。在这个新的领域里,不仅英雄的、贵族趣味的图景被大众的、世俗的形象所取代,而且赋予古典艺术以意义的普遍性思想和神性的价值观也崩溃了。
  当然,艺术的非神圣化过程并不是孤立的。伴随资产阶级大革命,整个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日益被流动的现代性所取代。生产结构的不断分化与重组,社会关系的不断建构与消解,日常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与变化,永远的不安定和动荡,这就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地方,因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性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于是,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和一切职业道德的光环被无情撕碎了。艺术家也难逃厄运。
  波德莱尔在散文诗《巴黎的忧郁》的第46首诗《光环的丧失》中,让“光环的丧失”成为一个事件,发生在现代艺术和现代生活的临界点上。诗人厌烦了“尊严”和头上的“光环”,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标志,没有任何意义。当诗人匆匆穿过马路,“越过死神从四面八方同时飞来的大混乱时”,在泥泞的蹦跳中,他的“光环”从头上滑了下来,落到烂泥中。在现代生活的“漩涡”中,诗人“没有勇气把它捡起来”,也“没有必要”那样做。因为他已经承认“艺术的崩溃和商品文化的胜利”②。
  与此同时,伴随世界普遍性意义的衰落和技术化世界物质主义的兴起,艺术的地位也日益受到人们的轻视或忽略。面对现代摄影术,波德莱尔见证了现代技术对艺术领域的侵犯以及由此导致的想象力萎缩和天才艺术的贫困化:
  
  艺术一天天地减少对自己的尊重,匍匐在外部的真实面前,画家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画他之所见,而非他之所梦。③
  
  这里的“真实”既不是普遍性真理的表现形式,也不是现代英雄主义所要表现的“碎片化的现实”,而是物化的技术真实。在技术化的世界里,世界不再是想象力和表现力的有意义的源泉,而是技术征服的对象——缺乏神性和意义的物品。在工具理性的视野中,整个世界被表征为图像,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于是,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对象,照亮了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进程。从此,艺术在金钱(money)、博物馆(museum)和市场(market)“三M党”的统治下,日益沦落为一种博物馆式的艺术——只是作为谈论和保存的对象面对我们。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思考在尼采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呼应:
  
  当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的时候,艺术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美学批评被当作维系虚荣、涣散、自私、原本可怜而绝无创造性的社团纽带了。结果,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的如此之少。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