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隋炀帝 诗歌 历史作用
论文摘要：对于隋炀帝在历史上的作用，人们一向持否定态度。本文从隋代诗歌史的角度，考察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探索他在隋代诗歌风格演变中推进南北诗风融合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的某些现象往往是那样具有嘲讽意味:同隋文帝杨坚弃华返朴的理论和实践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恰是其子隋场帝杨广对华章丽句的近乎狂热般的爱好。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位以荒淫无道载人史册的昏暴之君，在诗歌中上竟是一位大力推进南北融合的急激冒进型的先行者。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那些煞费苦心的作品在隋代诗坛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个人的悲剧始终处于历史与时代漩涡的中心。
《隋书·文学传序》载:
场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 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 受朝》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稚体，归于典制。 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级文之士，遂 得依而取正焉。
这段记载涉及到的历史现象比较复杂。场帝初习艺文时的非轻侧之论与即位后的一变其风、其意在骄淫的诗文内容与词无浮荡的表现形式之间，都蕴涵着内在的二律背反。杨广以阴谋手段易储篡位，政治野心的约束与压抑迫使其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表里、前后均不一致，这给后人真正认识此人及其诗歌的本来面目带来了难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人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原始生存竞争的欲望。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①。“矫情饰行”本身就是压抑自己内心那些日益强烈的基本愿望;而压宗这一狼子野心的得以实现，即意味着杨广个人的命运悲剧正式开场。为凡夫俗子垂涎艳羡的“九五之尊”，在隋场帝这里其实是一种厄运。隋文帝在位时的大诛杀己为场帝积怨，文帝弥留之际场帝与陈宣华之间的风流韵事及文帝那莫名其妙的死，更为场帝种下了祸根。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那篇以痛斥场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②闻名于世的檄文历数他有十大罪状，其中轼杀、娶母为十恶之首(陈宣华在名分上是场帝母辈)。且莫说在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的诗书礼仪之邦，即使在近代西方，这种乱亲行为(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也是令人发指的。正是在人们由捕风捉影的怀疑而确凿不移地认定的这两点上，暴露了场帝性格中原始野性未泯的一面，从而使他成为隋代一系列矛盾的聚焦点。
这颇有些类似于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所剖析的那种现象。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这篇文章中，将儿童的恋母妒父心理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认为“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的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俄狄浦斯王杀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式，他只不过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自己童年时代的愿望实现了。’，③弗洛伊德的学说明显带有其神秘的泛性论色彩，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我们如果扬弃其不合理的悖谬成分，并将其引申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广义角度来理解的.话，却可以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弗氏所述心理现象发生于人类幼年。而隋刚刚从中脱胎出来的北朝，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幼年时代。这从诗歌发展史上也可以看出来。例如河朔一带流行的那些以巾帼英雄为主人公的北朝乐府民歌，即明显带有氏族公社阶段之母权制的印记;而隋代诗歌中那种不加掩饰的生存本能的冲动，那种热血腾涌的野性气息，都带有人类幼年时代茅塞未开、没有过多的思想束缚、活泼好动等显著特征。这些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当然是背道而驰的。但也许是顺应了人类天性的缘故，它却往往能够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古希腊神话之辉煌成就与此关系密切，中国唐代诗歌艺术的全面繁荣亦与此息息相关。隋唐时代诗歌的兴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始终没有消退的人类幼年时代的稚气，以及与之俱来的旺而不衰的蓬勃生命力。而这些稚气和生命力在隋人心理上及其诗歌中化成的冲击力量，在隋场帝这里可谓集其大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场帝可以说是中国的俄狄浦斯王。他在轼父娶母的宫廷政变中所作所为之野蛮和残暴，乃是人类早期那种强烈得按捺不住的原始生存竞争欲望的体现。人类生存竞争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性的本能，杨广那些直接发自性本能的极端荒淫的行径亦为时人所不齿;但另一方面，性本能又具有升华作用，它可以把感情转变为事业上的追求，亦即舍弃性的目的，而转向更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