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西文化 翻译 难度
论文摘要:通过阅读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中国与基督教的冲击—一种文化冲突》一书可以发现，此书在翻译中存在很多不足，最主要表现在漏译、错译、中译文与原文意思相佐、缺乏原文的佐证等几方面。这就提醒人们，在做学术著作翻译时，译者不但要具备较高的外文功底，同时还应具备较高学识素养，尤其是对两国文化及其差异的掌握更为重要。同时还要求译者要对工作一丝不苟，耐心对照原文，以防漏译、错译，甚至意思相左等常见失误的发生。
由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中国与基督教的冲击—一种文化冲突》(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一a Conflict of Cultures)一书，通过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写法，即抽出历史中的一段时期—如此书涵盖的时期是17,18世纪，在宗教、哲学、伦理、政治、社会等层面上，旁征博引，突出介绍了200年间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的复杂论战，反复论证了中西传统精神文明之差异、思想观念之悬殊。但随着深人研读，此书呈现给读者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那么这其中是不是在翻译方面存在某些问题呢?经过深人探索，不难发现此书在翻译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一、译文中存在的问题
(1)漏译。中译本第65 — 66页:“真理并只由一种宗教才能够包容的理想，有助于这种如所发生的借用及同化作用的发挥。”上文讲儒道释的相互影响，但这句话实在看不懂。原书65页是这样的:" The ab-sence of any system or dogmatic construction facilitated such borrowings and assimilations as did，above all，the absence of the idea with which we，in the west, are so familiar , namely that is only one truth and only one reli-gion can encompass it"。由此可见，中译本显然漏译了不少。原话的意思略谓，由于中国没有任何教义式的思想体系，所以才使儒道释易于相互借用和相互认同，不像西方只有“一种真理，一种宗教”。
(2)错译。第127页:“他(徐光启)甚至提议在广东或某个小城市作一个地区性的尝试。”(指传播基督教)原文是“one canton"，指一乡、一镇或一区。这里的“广东”纯是错了。译者把“one canton”看成专有名词“Canton”了。况且“Canton”是“广州”的旧译，也不是“广东”。
(3)中译文与原文意思相左。如第72页:“许大受在批驳基督教时，谈到儒教对与不可知的事情相关的问题的随意处理。”这里译者把“discretion "(审慎，谨慎)错译为“随意处理”，意思就完全相反了。谢和耐在这段话里要说明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是一种谨慎的态度，引述明朝人许大受以为佐证。然而，一字译错，整段话都不得其解了。
(4)缺乏原文的佐证。第178页:“当理学家高攀龙试图理解其先辈程颖所说的精神是肉体的一部分这句话的含义时……定称:‘很高兴能有此发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精神不单是方寸之间的一种属性，而是整个肉体构成的`精神。”’若单纯从英译中的角度看这句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若仔细思考，则会发现这句话并不像是程颖和高攀龙所说的语言。我国著名语言学者曾提出，谢和耐原意是说中国没有“灵魂”与“肉体”相分离的观念，而基督教的“灵魂”( soul )在中国找不到对应的字，他反复强调的中国典籍里的“魂”绝非基督教中的“灵魂”。从翻译上揣度，谢氏用“而nd”表示心，中文译者则又把“而nd”译成“精神”。至于在英文是“body"，反回中文就自然变成“肉体”，于是就出现了上面程颖和高攀龙那样的话。然而，据国学学者估计，文中程颖那句话或应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意。谢氏把“仁”理解为“心”也无根据，新理学有“本心为仁”之语。至于高攀龙那句话，中译本漏掉了注角，查原书注，这句话转引自B"L泰勒的文章《高攀龙文选研究》，可见谢和耐并没有查到第一手原文。据国学导师提供的《高子遗书》，按黄宗羲《明儒学案》转述，高攀龙曾偶见明道先生“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之后骤然感悟到透体通明，豁然开朗，说他觉得“至此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区宇，方寸亦其本位”(《明儒学案》第140页)这几句话与“仁者与物”略合。
二、译者的国学缺失
以上问题的出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作为初涉译坛的青年人，特别要注重自身的“国学修养”。正是由于许多“国学问题”没有弄清楚，许多名词、概念与译文无法准确匹配，以致影响了译文的学术质量。这些问题在此书中屡见不鲜。
如本书第72页“《易经》的附录指出，创造生命的能力是难以捉摸的，而飘忽不定的灵魂是变化的原因。”这是从英文直译过来的。查英文版第69一70页，原文为“The appendix to the Book of Changes states it is the most subtle of energies which create beings and that errant souls are the causes of Change.”此句出自《易传·系辞》“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不难想象，此前一定有人将这两句话直译为白话，然后又译成英文。现在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因此与原义就相差甚远。当然，把“气”译为“energies”且定为复数;将“the most subtle”译为“精”，也属揣译，这里有原作者的理解问题。然而译者不加深究，只按字义把“energies”译为“能力”“能量”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为如此，下文说“朱熹以原始能量的变化来解释一切事物”便发生了类似的误解。“能量”显然是“气”的误译。朱熹以“气”为形而下之“器”，是“生物之具也”。他认为“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聚时，理亦无所附着。”所以原著认为，朱熹是以原始的“气”衍生出千变万化来解释万物的。对于朱熹来说，“气”就是“器”，就是“物”。
又如第71页:“中国17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王夫之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一个人坚持灵魂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强调灵魂存在，就会为各种迷信大开方便之门并鼓励其发展。但是明确地否认其存在就会破坏古典的传统祭典的基础。”中译本在“基础”后画上一个引号，这就使读者误认为这段话是王夫之所说的。其实除第一句外，以下是英文原作者谢和耐的解释。而王夫之的原话是:“盖鬼神者，君子，君子不能谓其无，而不可与天下明其有。”(《读通鉴论》卷三，第77页)是“鬼神”，而不是“灵魂”。英文用“spirits”表示“鬼神”是可以的，但译者不查王夫之原文，直译为“灵魂”，是不对的。如前所说，“灵魂”在原著中有特定的含义，用在王夫之口里就容易产生概念上的混乱。
接下来“王夫之解释说，最大的错误给予一种无法深知和秘密的方式……什么人忘记了天地就是一个傻瓜;但什么难使天成为其主人，他就是一个野蛮的人。”原书是直接引语，中译文改为间接引语，只照字面翻译过来。按原书第69页为:" Wang Fuzhi ex-plains:‘The greatest errors begin in an undetectable and subterranean fashion……Whoever forgets Heaven is a fool , but whoever makes it his master is a Barbarian’.”英文(据以译出的中文)第一句语义不明，估计应是王夫之《周易外传》“大过之初，阴小处下履乎无位，其所承者，大之积刚而过者也”意译加揣译。后一句则显系“忘天者禽，主天者狄”。(《周易外传》第189 ,190页)“大过”是《周易》第二十八卦名，现在成了“最大的错误”，据国学老师的观点:“这是望文生义”。至于“禽”成了“傻瓜”，是英译的问题;而“天”成了“天地”则是中译的问题了。“狄”在这里笼统地译成“野蛮人”也欠妥当。按《礼》云:“北方曰狄”，显然“狄”是北方一个种族。虽然它是有不开化的意思，但若以拼音译之，再加上注解，或更忠于王夫之的本义。
谢和耐的英文原著引用这些话是为了解释王夫之认为事天之仪不可少，也不能过头。过了头就是媚天以利己，反而是对天的不敬了。按王夫之诊释“大过”之宗旨:“圣人之事天也，不欲其离之，弗与相及则取诸礼也;不欲其合之，骤与相及，则取诸量也。”又说:“郊祀之典礼至矣哉，不敢昧之以远于禽，不敢主之以远于狄，合之以理，差之以量。圣人之学《易》，于斯验矣。”对待天的态度要适度，而利玛窦以天为主，称为“天主”，太过了，因而“归于狄而已矣。”他认为“大过·初六”这一卦就是要恭敬谨慎而不过头，“慎之至而已矣”;“大过之初六，克肖之矣。”因此“大过”不应译为“最大的错误”。曾成先生认为:“英译本有责任，中文译者多查查书，也会发现问题。”
三、体会及启示
关于翻译的难处，近代以来的大翻译家都有过表述。梁启超曾说，翻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严复也提出翻译要实现信、达、雅三义，但要三者并得确实很难。翻译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一项学术研究工作，因为译者首先应对这一学科有所了解，有些问题一时弄不准或弄不通的，还需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反复推敲。
目前书店里陈列的译著林林总总，但却经常听到读者的抱怨，说很多译著是粗制滥造。有些人过去总是天真地认为，只要外语好，再加上一本字典，翻译便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殊不知翻译是需要译者在中外文上都有一定文字功底的。正如宋代大诗人陆游所说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要想做一名好的译者，眼睛就不能只盯着外语不放，如果对本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本国的文化一窍不通，做起来必然是事倍功半。
阅读巴金译鲁多夫·洛克尔的名著《六人》，给人以重要的启示。译著最后在署名时用了“巴金试译”四个字。他在“译者后记”中解释说:“我用了‘试译’二字，也只是表明我没有翻译这书的能力。从这译稿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我缺乏驾驭文字的才能，我没有能够忠实地表达愿意，也没有能够传达原文的音乐美。”著名的美学家、翻译家朱光潜先生在译完《歌德谈话录》后也说，歌德在思想上和语言表达上都是亲切具体、平易近人的，所以翻译他的作品比翻译黑格尔的作品更为容易。但这并不是说译者在工作中没有遇到困难，困难首先在于歌德学识渊博，译者经常感到知识有限，不能完全掌握。朱先生曾说:译者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两条，一是忠实于原文，二是流畅易读。但实际能做到的与理想还是有些差距的。朱先生一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艺理论方面的名著，只要看内容丰富的注解和“译后记”，就足见朱先生何等严谨。再如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一本《译余偶拾》就足可以反映出杨先生在从事翻译时涉猎了多么广泛的内容。因此，每一名翻译者都应学习巴金、朱光潜、杨宪益等老一辈翻译家一丝不苟的精神，同时要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这无论对于译者还是读者，都是极有益处的。